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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研究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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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研究一百年

黄夏年

[北京]中国禅学，中华书局2002年第１期

450—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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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20世纪的禅宗研究是中国佛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本文系统地勾勒了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禅宗研究的情况与变化，以及主要的著作与学术观点。按照20世纪世界佛学与中国佛学研究的形势，本文将禅宗的研究分为前期、中期与后期三个时段，指出前期的研究投入不够，学者对禅宗或进行批评或予以判教，或对某一部禅经进行个案研究，其中以胡适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最具影响。中期研究发表文章数量增多，但没有专著出版。研究的领域比过去广泛，方法论上也有所创新。后期研究全面创新，成果众多，方法多样，是20世纪禅宗研究最为重要的时期，为今后的中国禅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禅宗研究　坛经　慧能　心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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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绪论

　　禅宗是中国佛教民族化宗派之一。它是在唐代佛教百家争鸣、宗派林立的背景下出现的。禅宗在中国大地繁衍不息，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佛教乃至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本文尝试对中国近代以来，亦即20世纪的百年禅宗研究作一概要性的回顾，旨在抛砖引玉，为学者提供参考。疏漏之处，欢迎补识。

　　１．中国古代的禅宗研究

　　在千余年的禅宗历史上，作为一种宗教，禅宗一直受到人们的热切关注。不管是从它的教义思想还是到人物典籍，以及寺院礼仪，都曾经在中国宗教史和文化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下了一笔。由于禅宗在中国佛教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所以研究禅宗，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佛教后期的历史，特别是研究唐宋以后的佛教史研究更是离不开禅宗，因此禅宗研究吸引了古代士大夫和当今国内外文人学者的浓厚兴趣，成为当代中国佛教研究史上的一个特色。

　　中国古代有没有禅宗的研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肯定的说法。学术界通常认为，我国的学术研究是在近代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西方学术界的治学方法和观念传入我国之后，才有了作为一种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的文人虽然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还谈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这是因为：一是缺少先进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二是在观点与视野上缺少开拓与创新，三是没有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因此古代的大多数学术研究只是在"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的氛围内运作，我们所看到的主要都是一些训诂和解释学意义的成果，而鲜有像西方学者那样构建自己的体系，提出一套完整理论的学术著述。这种看法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只是在西方霸权语境下形成的一套现代的学术评判标准，它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中国传统治学的研究成果。

　　我认为，禅宗的研究古代就已有之。禅宗自创立后不久，就有人开始对禅宗进行研究与讨论了。在古代僧传里面，史家们一直在不断地记述禅师的事迹和法语，佛教界人士和士大夫们也在不断地钻研禅法与公案语录。例如，唐代的宗密大师，对禅法有深入的研究，他系统地总结了禅门各派的不同特点，判别了禅宗与教家三种情况，指出"息妄修心宗"是北渐诸师、牛头、天台等的方便法门，"泯绝无寄宗"是石头、径山诸师的特色，"直显真妄宗"为荷泽禅法等等。这种判教，就是古代禅宗研究的一种典型的方法，属于古代佛教传统治学的方式之一。又如宋代雪窦重显禅师对古来禅宗大德的公案作了颂古，继由圆悟克勤进一步加以整理并进行评唱，最后撰成巨著《碧岩录》，这是对古代禅师的思想和禅风做了一次深入总结，很有意义。再如宋代以后，在禅宗史上曾经掀起过有几个道悟问题的争论，宋代达观昙颖首先提出历史上有天皇道悟和天王道悟两人，反对《宋高僧传》说的只有天皇道悟一人，认为这是出自药山惟俨门下之说法。以后这个问题在教界内部一直争论到清代才基本平息。这段争论经过约五百年的时间，也算得上是佛教史上或中国禅学史上的一个较长争论的范例。总之，在禅宗史上的确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学术争论与研究的情况，而且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也应指出，在这些研究与争论中，的确有着天生的缺陷，这就是参与研究和争论的人，基本上是从各自信仰或维护自己宗派的目的出发，而不是像现在的学者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正是由于这种眼界狭隘的弊端，使其研究成果不可能做到非常公正，评判历史的事实也有出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所做的资料的搜集与事实的剖析，也有一定的价值。经过他们的初步努力，才使后人能够更好地正确地加以评判并得出合理的结论来。

　　２．日本的禅宗研究

　　作为宗教的禅宗成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应是始于本世纪初。从世界佛学研究史来看，西方学者最早用比较先进的方法来研究佛教。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出于统治殖民地的需要，鼓励学者们对东方的宗教与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佛教的研究即为其内容之一。经欧洲一些国家的学者努力，开始是在佛教文献学上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后来又在思想史上开拓了新的领域，走在了世界佛教研究的前列【参黄夏年：《20世纪欧美的佛教研究》，载《少林文化研究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

　　欧洲的佛教研究最早是对日本的佛教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18世纪日本开始进行民治维新，派遣学生向外留学和考察，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佛教界也在这个背景下，纷纷派人到欧洲和印度等地学习、考察，引进了西方宗教学的研究方法。受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日本佛学界最早也是在佛教文献学方面取得了成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日本学者与东方宗教与文化，尤其对中国学问的天然联系，使得他们能较好地把握了东方佛教的特点，后来居上，其研究成果很快扩大到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多项重大成果。禅学与禅宗的研究是日本学术界在继佛教史领域之后出现的又一重要领域。在世界禅学研究界，日本的禅学研究是相当强的，不光是出的成果最多，最有影响，而且研究问题也最细。忽滑谷快天是日本早期禅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所著的禅宗研究的一系列著作，在20世纪初很有影响，其中《禅学思想史》是他禅宗研究的代表作。全书分为"印度部"和"中国部"两大部分。在"印度部分"论述了"外道禅"（婆罗门教和数论的瑜伽禅法）和"小乘禅"的特点和其历史文化渊源，旨在说明佛教的禅法是源于《奥义书》等古代印度哲学名著，但有发展。 "中国部"是全书研究和论述的重点，按禅学的发展脉胳，将禅宗的历史时期分为："准备时代"--时限从东汉末安世高到北朝梁武帝时的菩提达磨来华；"纯禅时代"--时限从菩提达磨至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止；"禅机的时代"--时限从慧能圆寂至五代末止；"禅道烂熟的时代"（前期），--北宋禅宗；"禅道的烂熟时代（后期）--南宋禅宗；"禅道变衰时代"--时限从元代到清乾隆年间。本书是日本近代以来第一部禅学思想史，由于时代的限制，书中存在不足之处也所难免。主要表现在：第一，作者没有看到敦煌遗书中的大量早期禅宗文献和禅宗史书；第二，没有充分利用《全唐文》、《金石萃编》等各种文集中的碑文、撰记和其他实证资料；第三，对禅宗的早期历史和禅宗形成过程没有作出全面客观的评述。继他之后日本禅宗研究影响最大的是世界知名的现代日本思想家和学者铃木大拙。他对禅学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禅宗历史的考证，即利用敦煌发现的禅籍校核禅宗历史上的疑团。另一方面是对禅学思想的研究。此外，日本学者利用20世纪初敦煌发现的禅宗史料，对陆续发现的《坛经》各种不同版本进行了比较研究。松本文三郎、宇井伯寿、柳田圣山等人是这方面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此外，日本学者还整理了《达摩禅师论》、《修心要论》、《北宗大乘五方便》、《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等禅籍，推动了早期禅宗，特别是北宗禅的研究。之后，禅宗研究一直是日本佛学界的主打，先后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禅宗研究著作，如铃木大拙的《敦煌出土少室遗书》、《校刊少室遗书及解说》、《禅思想史研究第二》、《禅思想史研究第三》，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第二禅宗史研究》，关口真大《达摩大师的研究》，筱原寿雄和田中良昭的《敦煌佛典和禅》，田中良昭的《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以及日本学者编写的20卷《禅的语录》，柳田圣山主编的《禅学丛书》，阿部肇一《中国禅宗史的研究》，铃木哲雄的《唐五代的禅宗》，石井修道的《宋代禅宗史的研究》等。1978年日本出版了《禅学大辞典》，收词汇三万二千余个，包括印度、中国、朝鲜、日本的禅宗历史、思想、人物、著述等内容，还附有禅宗史迹地图、法系、年表、禅籍分类要览等【关于日本的佛教研究成果，杨曾文主编《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介绍较详,可以参考。】。总之，谈到当代禅宗的研究，对日本学者的禅宗研究成果，我们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

　　二、20世纪前期的禅宗研究

　　20世纪中国禅宗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曲折与耐人寻味的。它既有过平静的时代，又有过沉闷的时期，更有过高潮。可以说，中国的禅宗研究是紧扣着世界佛学研究的形势，同时又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背景相联系的，是诸种因素的综合结果。按照禅宗研究史的情况，20世纪中国禅宗的历史可以分为这样三个时期，即前期、中期、后期，每个时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情况，且研究的重心也不一样。

　　20世纪中国对禅宗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中国学者的研究可以说来自国内外两方面的影响而致。从国内的影响来讲，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学问家出于对佛教的爱好而自发地对禅宗进行了研究，例如像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吕澂、王恩洋、梅光羲，国学大师钱穆，北京的周叔迦居士等人，他们在从事佛学研究时都曾涉及了禅宗。从国外的影响而言，主要是受到欧美和日本等国学术风气的影响，例如像陈寅恪、胡适等人即比较典型。此外，还有像陈铭枢、黄忏华、罗福成、朱自清、任继愈等人，也发表了不少心得。胡适则是国内较早在这方面取得成果、影响较大之人。在僧界中则有法舫、东初、圆瑛、太虚等人，出版了不少经解注疏，但这一部分成果仅在教内流通，进入学界的不多。

　　平心而论，20世纪初的中国佛教的禅宗研究并不是十分热烈，据袁宾《禅宗辞典》附录《禅宗研究论文及著作目录》，1950年之前，发表禅宗研究论文60篇，著作2本【实际上数目比这要多。】。这与现在每年发表数百篇禅宗论文与著作相比，真是太少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来看，应该有这样几个重要的因素：

　　一、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原有的封建清王朝彻底覆灭，"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西方的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广泛宣传，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日益高涨，批判封建思想和非难宗教的思想一时成为思想界的新文化任务之一，于是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与封建思想和落后宗教相联系的佛教自然受到了冲击，很多人都指责佛教愚昧与落后，将佛教斥为"死人的宗教"与"鬼的宗教"。在这种文化启蒙思潮下，佛教为了生存，不得不将主要的精力对付外来的批评和致力于内部的整理及改革。这在一部分僧人如释太虚等人的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二、是西方思潮的侵入、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中国社会的衰落，使一部分国内的传统治学学者感到彷徨，于是他们将国家的振兴寄托于佛教，认为佛教里面有很多思想与西方的思潮可以找到共同点，或是佛教里早已有之。但是他们所说的佛教，并不是讲的禅宗，因为在他们看来禅宗是一种实践的宗教，他们所说的佛教是属于学理性特点较为明显的唯识宗与华严宗等，希望用这些宗派的思想来振衰起弊，最后达到救国的目的。这在一些士大夫，如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是中国佛教自明以后，只有禅宗与净土宗两支尚存。天下寺院"七分临济，三分曹洞"，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甚至代表了中国佛教。然而由于佛门内部弊病较多，积重难返，法门秋晚，人才难觅，故佛教界内部，特别是一些居士对这些现象深痛扼腕，他们自发读经看论，撰写著述，组成团体，与佛教僧伽并立。这些人主要以推崇教理性的知识佛教为主，旨在提高知识，专研教理，尤其注重唯识宗的教学，或者追求净土一宗。这在一些居士，如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吕澂、王恩洋等人身上表现明显。

　　四、是当时国外的佛教学正处在一个文献学研究的高潮，不管是欧美还是日本，学者们注意的是梵文与巴利文经典的注疏和翻译工作，在佛教史方面则注意印度与日本佛教史的研究，对汉文佛典的研究，因受到语言的制约开展不多。虽然一些日本学者对此下了功夫，但是其重点是在与日本佛教有关的一些中国佛教的问题上，例如对中国隋唐以前的佛教，尤其是对魏晋南北朝的佛教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而对自宋以后成为主流佛教的禅宗，确实还无暇顾及，所以他们撰写的一些成果，从现在来看，属于一些资料整理性的著作，但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世纪初敦煌佛教的资料被发现，无疑给学术界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由于敦煌资料分散在世界各地，所征的有关历史性文献不足，加之人才匮乏，准备时间不够等等，还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果，这决定了对禅宗的研究还得有一个过渡的阶段。

　　五、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大多数时期一直出于动荡的时期，军阀混战之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又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所有这些，对做学问的学者而言，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因此对相对于与现世比较远的学问--佛学来讲，是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研究环境的。

　　由于以上几个原因，使得中国的佛教研究对禅宗的投入不够，就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成果而言，主要有这么一些特点。一是对禅宗进行批评或予以判教，这主要反映在内学院的一些人身上，如欧阳竟无和王恩洋等人都在著作中对禅宗作过一些评论【值得注意的是，欧阳竟无与王恩洋等人都没有写过专门论述禅宗的文章或著作，他们仅是在自己的著作中论及了这一部分内容。参黄夏年《王恩洋与禅宗四题》，载《禅学研究》，2001年刊。】，认为禅宗"禅属般若，净附真言，摄论、地论瑜伽之支隅，俱舍、成实小宗之余绪，皆非能别创义趣者也"【《唯识通论》，南京支那内学院本，5页。】。"余闻瑜伽声闻地、世出世间资粮、加行作意现观之道，而后知宋明儒者，禅净诸宗，乃至一切外道之修持，皆缺而不全，偏而不中，偏而不赅，一曲之学也?quot; 【《人生学·解脱道论》，1934年，上海佛学书局，157～158页。】二是对某一部禅经的个案研究，以陈寅恪为代表。他对《六祖坛经》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一）此偈之譬喻不适当。（二）此偈之意义不明确。"【参《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4～18页。】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华书局，1964年。】研究也属于个案，但是他的研究重在历史时代的考察，对西南地区的禅宗史实作了详尽的梳理，材料丰富，观点鲜明，立论公允，此书至今还没有人从整体上能够超过。虽然近年来有人已从国外找到一些新的资料，但是这也只是作一些补充而已，并不能推翻他的研究。至少目前研究明清佛教的人，还必须参考这本著述。三是佛教界人士的研究，例如大虚大师对禅宗就有过评论，指出"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他撰写的《唐代禅宗与现代思潮》，将禅宗的精神概括为：反信教的学术思想、反玄学的实用精神、 反理论的直觉精神、反因袭的创化精神、全体融美的精神、自性尊圆的精神、虚无主义的精神、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德莫克拉西主义的精神等几种特点【参《太虚大师全书》第13编。】。四是胡适的实证主宓难芯糠椒ā?0世纪上半叶，胡适的禅宗研究非常引人注目，正是他的独特研究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用，提出了"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创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 "【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97页。】。这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无疑对教界和学界是一个极富刺激的挑战。他的许多观点直到今天也不尽为人同意，但他的许多研究与精神仍为中外学者所称道钦佩。正如张曼涛所说："鼓动禅宗研究的，则仍以胡适为一时俊彦。尽管他的研究，为佛教徒或真正禅宗学者所反对，可是由他的鼓动，而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引起广泛的重视，影响甚深，则是不可否认之事实;【《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唯识学概论》之《编辑旨趣》，台湾大乘出版社，1978年。】此外，受日本佛学研究风气的影响，中国学者也曾经译介过日本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像忽滑谷快天的《禅学思想史》之片断，曾经由苏晋仁先生译出刊于《微妙声》上。但就研究的重点而言，这一时期主要还是集中在《坛经》与慧能和神会的身上，这又与当时国际的佛教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对后来的禅宗研究产生了至深的影响。

　　三、20世纪中期的禅宗研究

　　这一时期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阶段。它表现在佛教界和学术界都对禅宗的研究做了一些工作，发表了不少的文章，但没有专著出版。这些成果应该说还是受到了上半叶学术思潮的影响，质量较高的仍是一些与禅宗义理有关的研究著述，其次是在研究的范围上比过去更为广泛，涉及了唐以后的禅宗，但大多是介绍性的内容，研究者多为佛教界的居士与僧人，其中尤以吕澂、陈铭枢和巨赞法师等出色。

　　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时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禅宗成为一个特殊的亮点。任继愈先生曾在这方面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曾对此评价很高，说："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不对。"【转引自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104页。】毛泽东自己也对禅宗有研究，对《坛经》与慧能发表过看法，他说："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同上书，99页。】"唐朝佛经《六祖坛经》记载，惠（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同上书，112页。】毛泽东的看法，代表了那个时代一代人对禅宗的主流看法。

　　这一时期，就禅宗研究而言，最早发表的是有关经典研究的文章。1950年《现代佛学》第1卷第４期刊出了《敦煌唐代写本〈顿悟大乘正理诀〉》，叙述的是唐代宗时在藏区发生的内地禅宗僧人摩诃衍与印度僧人莲花戒之间产生的顿悟和渐悟的争论。吕澂在《禅宗──唐代佛家六宗学说略述之三》中【《现代佛学》，１９５４年第１１、１２期。】， 认为像三祖的《信心铭》和《坛经》等禅宗要典，只有敦煌发现的卷子比较近真："据卷子末尾所记传授，已传慧能门下法海一系的再传，距慧能死时至少也有四五十年了。那时南北宗的主张已经判明，势力优劣也已决定，所以《坛经》本文里带着很浓厚的派别色彩，不可不注意分析。"乃光在《〈碧岩集〉评述》【《现代佛学》，１９５８年第１０期。】里，认为："佛果评唱则颇不易看，意高词骤处略嫌繁，意深词简处又带涩，……但他也有意到笔到的杰作，如评唱\'至道无难\'段。全部评唱有一大特点：气宇恢宏，词气激厉，目光炯炯如炬，提撕向上事正复甚妙也。"毓之在《读〈宗镜录〉》【《现代佛学》，１９６２年第１期。】中，指出，永明延寿编撰《宗镜录》是在禅师们轻视义学的流弊发展到相当严重的时候，其思想"很难说不是从法眼的见地发展出来的"。

　　1957年，《现代佛学》第１期上发表了船庵的《菩提达磨禅师》，是为禅宗人物专题研究肇始。以后又在同年第２期、第３期、第４期、第６期上，分别介绍了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诸祖。这些文章的特点在于，文虽不长，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各位祖师在禅宗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如对道信的评价，即便在现代学者那里，也有人认同。林子青在《元贤禅师的"鼓山禅"及其生平》【《现代佛学》，１９５８年第８期。】中，指出元贤的鼓山和无异元来的两系师资的大力宣传，使曹洞宗风在明末清初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呈现泼刺的生气，和江浙密云圆悟一系的临济禅形成对峙的形势。慧风的《牛头法融与牛头禅》一文，指出，僧传载法融就学于三论之匠炅法师，殊为可疑，很可能是茅山三论宗的大明法师，"\'明\'和\'炅\'也许在抄写行书上的混淆而误其字形"。这篇文章对牛头慧忠的考证，是有力度的，它试图把禅宗史上的神话预言，通过多种资料对比、排列，爬厘梳董，还原成历史，有已突破了原有研究模式的趋向。不过，吕澂以为，"此宗祖述《三论》，主张\'心寂境如\'，以寂静虚明为归宿，说不到自性妙用的一边，不能算禅家的正宗"【吕澂：《禅宗──唐代佛家六宗学说略述之三》，《现代佛学》，１９５４年第１１、１２期。】。林元白苦心搜访，勾沉史乘，撰作了《晦山和尚的生平及其"禅门锻炼说"》【《现代佛学》，１９６０年第６期。】，对晦山和尚的生平和学说作了较为详细的解说，全文共分三节，第1节是谈晦山的生平事迹。第2节谈天皇道悟和天王道悟的问题，并介绍了"唐天皇道悟禅师塔"已被发现，详情登在1959年第２期《文物》上。第3节为"禅门锻炼说"，介绍了他的禅学思想。此文在材料的占有上非常丰富，引用了多种史籍，考证也很细致。看得出来，作者对这个问题下了不少的功夫。

　　50年代后，讨论禅宗的历史较早的文章是许丹的《中土禅宗之导源与发展及其展望》【《现代佛学》，１９５０年第８期。】。该文认为，禅宗来自于禅学，但是它不等于禅学。鉴安在《试论唐未以后的禅风──读〈碧岩录〉》【《现代佛学》，１９６０年第８期。】里，认为"禅宗五宗七派的祖师们本来各有机用，不易\'凑伯\'，自《碧岩录》出而有\'敲门砖\'可寻，禅风为之一变。"这一变应从"笼络当世学者"中来体会，"自唐末至北宋，由于禅师们逐渐脱离人民大众以笼络士大夫们，禅风由质朴而变为讲究修饰语句，影响所及，极为深远，愈到后来就愈盛"。黄忏华的《看话禅与默照禅》【《现代佛学》，１９５８年第５期。】，指出，宗杲的看话禅和黄檗禅是脉络贯通的。默照禅"大概是上承达磨的壁观禅，把它和一般禅家所乐道的\'回光返照\'相结合而发展成功的"。乃光推出了《马祖禅要》【《现代佛学》，１９５９年第５期。】、《石头禅要》【《现代佛学》，１９５９年第7期。】、《百丈禅要》【《现代佛学》，１９５９年第８、９期。】、《临济禅初探》【《现代佛学》，１９５９年第１１、１２期，１９６０年第１、２期。】、《沩仰宗禅要》【《现代佛学》，１９６０年第３期。】、《漫谈赵州禅》（与船庵合作）【《现代佛学》，１９６０年第４期。】等系列研究。其研究的基本线索依然是遵循传统的治学方法，即以禅语录公案来勾勒出禅宗不同阶段之特点。陈铭枢在《论惠能六祖禅》【《现代佛学》，１９５７年第３期。】里对禅宗力主应机方法作了强烈的批判。他说："机锋倡导后，伪目乱真，末流至于不可究诘。重意好事者有意夸张谤佛谤法的恶报，在祖师说法的公案下附会无根之谈，制造由于说错了话而招致眼前非人为的惩罚的不合理事实……这两者是禅宗遭受的第一个厄运。第二个厄运，是舞文弄墨